杜甫给生活的日常性，赋予了永恒和普遍的意义

我（景凯旋）于1983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唐宋文学专业，毕业后即留校教书，教的也是古代文学。但自己性本疏懒，又不愿局限于专业，终老一经。自忖学问之事，不在谋生，而在追求人生价值。有很长一段时期，兴趣转至东欧文学，故虽从名师，术业未精，终无所成。所幸彼时大学尚宽容，得免东坡“磨牛”之喻。 

大约七八年前，《财经》杂志邀开专栏，谈东欧文学，后因不能赓续，遂重拾本行，改谈唐代诗歌。由于是随笔，可以尽兴发挥，倒也写得走心。写了两年，文章略有所积，友人陈卓读后，建议扩展成集。正好前年刚完成一部书稿，付梓无日，便欣然答允。因选二十诗人，大致按其年代编次，各加评论。

庚子岁初，新冠病毒突然肆虐，全城商铺关门，街上空无一人。闭门写书，每当入夜时分，从窗户望去，只见万家灯火通明。因想人类真是多灾多难，迄今依然绵延不绝。即以唐代而论，近三百年间，瘟疫频发，死者枕藉。唐玄宗曾诏令各州置医学博士，又自撰《广济方》，颁布村坊要路，以疗人疾。代宗大历四年，杜甫亦有诗云：“衡岳江湖大，蒸池疫疠偏。”（《回棹》）诗人晚年漂泊无依，身处疫中，仍觉天地广阔无边。

禁足半年后，疫情稍缓，遂于庚子初夏应友人之邀，赴浙江衢州。此城为南孔居处，通达四省，衢江穿城而过，周遭茂林修竹，神话中的烂柯山亦在此地。自前年与友人一别，世事变幻，如山中弈棋，浑不知岁月短长。疫中相会，感慨系之，因集唐人句以志：“南州溽暑醉如酒，旧苑荒台杨柳新。今日乱离俱是梦，到乡翻似烂柯人。”

唐代诗人面目各殊，但视人生如羁旅则一。西方诗寻求无限，立意在崇高；中国诗思虑有限，指归在优美。两相对照，各具特色，皆足以兴发感动。每思平生所读，虽广览外国文学，然于中国古诗却更多共鸣，其可怪乎？质言之，唐诗自有其永恒价值，欲成意会，唯心游诗中，与古人精神相往来。此亦为本书解诗方式，未敢言研究。（导语摘自景凯旋《再见那闪耀的群星：唐诗二十家》后记）

本文出处：《再见那闪耀的群星：唐诗二十家》，作者：景凯旋，版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1年11月，点击图片购买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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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强烈的个体意识

唐玄宗天宝十载（751）秋，京城长安的一家旅舍，躺着一个奄奄生病的举子。自从他来到长安求仕，已经有五年光景。前一段日子，他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皇帝赏识，一时间宾客盈门，但此后久久没有当官的消息，门前车马又渐渐稀落下去。正值秋雨连绵，贫病交加，一位友人突然来访，他十分感动，写下一篇很短的散文《秋述》：

秋，杜子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

当时恐怕没有人会意识到，这位潦倒京城的寒士杜甫将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诗人。他被后人奉为“诗圣”是因为他的作品体现了儒家的社会关怀，但他的价值恰恰在于强烈的个体意识。中国诗歌的特征是抒情，早期的诗歌中，抒情主人公常常是“我们”，而不是“我”。《秋述》在语言上接近口语，描述的纯粹是个人的日常情绪，这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思维模式的转变。自《诗经》以降，中国诗歌走过的是一条从整体意识向个体意识渐渐转变的道路，至杜甫终于达到了一个高度。

人类的原始神话反映的是一种整体性思维，关于这一点，只要举出追日的夸父和怒而触不周山的共工就足够了，他们其实都是一个氏族的名字。早期诗歌对世界的感受是出于本能和群体意识，这也是《诗经》、乐府及古诗十九首的特征。“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小雅·采薇》）、“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陇头歌辞》）、“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古诗十九首》），吟咏的都是一种普遍的人性感受，抒情主人公仿佛在代表人类诉说悲欢离合，个人的忧伤就是人类的忧伤。初唐诗人仍然保留了这种抽象的群体意识，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便是如此。

诗歌中本能的消退意味着理性的逐渐成熟，盛唐开始出现更多具有个性的人物，其标志之一，就是思维中的公共自我向私人自我转变，促成了诗歌感觉的个人化和诗歌题材的多样化。隋唐建立的科举制度提升了平民阶层的地位，他们将理性的儒家思想作为立身之本，使得儒家思想在经历了汉末以降的衰退后，再一次成为士人的正统观念，都市生活的繁华更是促进了士人个体意识的发展，认识到自己的内在才能，并尽量去实现它。而杜甫正是这一理性精神的代表，幼时的他就已立下济世之志：

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

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

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

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

饮酣视八极，俗物皆茫茫。

——《壮游》

这首诗是杜甫晚年在夔州所作，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孔子曾被春秋时的隐士楚狂接舆比作凤凰，而凤鸟不至也的确使孔子感叹天命不与。历史上的许多杰出人物往往都对自我充满信心，在某个人生阶段对自身生命的深刻认识使他们拥有不可一世的气慨，预见到自己未来所能达到的高度，并朝那个方向奋斗不已。但像杜甫那样以孔子自喻，且生前遭际（充满艰难困苦）及后世地位（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圣人）也像孔子一样，就未免太具有天意般的神奇了。

然而杜甫是不相信天意的。他出生于巩县一个笃行儒家思想的书香门第，远祖是晋朝名将杜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他自幼天资聪慧，母亲早亡，父亲在外地做官，从小寄养在姑母家，整日在书斋读书写字，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并意识到实现才能有赖于个人品性。杜甫中年时在成都写的文章《说旱》中说：“至仁之人，常以正道应物，天道远，去人不远。”杜甫始终都没有超越性的观念，家道中落使他坠入平民阶层，这个阶层的情感特征就是世俗性。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超越性观念常常会导向群体意识，而世俗性观念开启的往往是自我意识。在某种意义上，杜甫站在传统的终结之处，终其一生奉行的都是儒家的济世精神，同时又热爱世俗的日常生活。

四岁时，杜甫在堰城观看公孙大娘的舞蹈，几十年后他还能清晰地回忆起表演者雄健的舞姿和观者如堵的盛况：“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这里面有一种豪气干云的侠意，与李白的“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侠客行》）、王维的“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少年行》）一道，共同体现了盛唐那种自由不羁的元气，而杜诗的气象更为阔大。

生逢开元盛世，杜甫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两次应试都未中第，先后客居长安十年，生活常常陷于困窘，不得不奔走权贵之门，四处投献干谒。《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就是写于这一期间：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

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

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今人常引用“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以证明杜甫的忠君思想，但这只是诗人投谒时自诩的一句高调。尧舜之治从来都是儒家的乌托邦理想，唐朝的皇帝做不到，唐朝的臣子更做不到。高调的背后是渴望立登要津，摆脱自己在长安“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贫贱生活。所幸杜甫几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有成功，否则中国历史上可能会多出一个正直的官僚，却少了一个伟大的诗人。

可以说，没有一个同时代诗人比杜甫更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他诗歌中的叙事者都是他本人，这与他诗歌的生活化特征有着密切关系。此前的诗人抒发现实感受都是借汉魏以来的乐府旧题，表达征人思妇的相似内容，这种情感既是个人性的，又是普遍性的。而杜甫则是第一个自创乐府新题的诗人，他写时事，写个人，写日常，扩大了诗的题材范围，在他笔下，几乎一切都可以入诗。如果不是这种自觉的主体意识，杜甫是否会赢得崇高的文学史地位是需要打一个问号的。

大多数古代诗人都会离我们远去，我们往往只对他们的诗感兴趣；而杜甫却能一直活在今天，我们读他的诗，同时也很想了解他的心路历程。

杜甫在长安这段时期曾与李白、贺知章、张旭等名流交往，写下《饮中八仙歌》。在这群放浪不羁的文人中，他是唯一一个清醒旁观的人，从盛世的一片承平气氛中察觉到潜伏的社会危机。在写下《秋述》后，杜甫又写出了《兵车行》和《丽人行》。一边是边庭流血，田园荒芜；一边是权臣当道，歌舞升平。杜甫对民间疾苦的同情使得他能够敏锐地捕捉到时代即将发生剧变，这是帝国大厦将倾的前夜。

天宝十四载（755）是唐王朝的转折点，帝国深刻的内在矛盾最终导致安史之乱，同时也造就了杜甫。这一年，杜甫终于被任命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他旋即前往奉先省家。时值寒冬，他在夜半时分从长安城出发，清晨经过骊山，想象着戒备森严的离宫中正在举办盛大的欢宴。大多数唐代诗人写到宫廷，往往是表达一种繁华或宫怨，杜甫却以普通百姓的贫困作对比，转向对社会矛盾的揭露：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经过艰苦的旅程回到家中，刚进家门就传来一片哭声，原来幼子已经饿死。

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

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

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

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

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

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

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

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赴奉先咏怀》

诗人再一次从自身的不幸遭遇联想到整个社会，并为自己可以免除赋税征役而感到惭愧。这种反思精神是前所未有的。历史上那些杰出的诗人都有杰出的人格，他们像常人一样有自己的小苦恼、小波折，但又总能从个人生活中感受到天下苍生的困境，将自我意识扩展到社会意识，表现出博大的悲悯之情。

蒋兆和《杜甫像》

2

矛盾是杜诗的主要元素

就在杜甫赴奉先省家的时候，安史之乱暴发了，杜甫的生活也陡然发生了剧变。在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大动乱中，安史之乱只是其中的一个历史性瞬间，但对于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来说，这一瞬间就是一生。此后杜甫饱经丧乱，流离失所，先后写下《悲陈陶》《哀江头》《北征》《彭衙行》《羌村》、“三吏”、“三别”等即事命篇的古体诗。同时代的诗人很少描写这场战乱本身，只有杜甫突破了汉以来儒家的忠君观念，没有无条件地站在朝廷一边，而是在诗中反映了官军给百姓造成的苦难，表现出直面现实、“善陈时事”的能力。

晚唐孟棨在《本事诗·高逸》中称：“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在表现生活的真实方面，杜甫开创了一种见证的文学。“诗史”的称号将诗歌的作用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重新定义了诗人的角色。安史之乱对于唐王朝是一场灾难，但这场灾难似乎又是为杜甫的诗史而发生的。

只要将《彭衙行》或《无家别》与汉乐府《十五从军征》比较一下，就会发现，杜甫的这些新题乐府不但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而且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不再是汉乐府那种概括性的描写，而是更加个人化、细节化。肃宗至德二载（757），杜甫从左拾遗任上请假回鄜州羌村探亲，风尘仆仆地在薄暮时分到达家中：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

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

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

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

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

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羌村》

这简直就像一篇小说的情节。日头落到地平线下，门外的鸟雀看到客至，欢快地鸣噪起来，诗人突然出现在家人面前，妻儿先是不敢相信，继而默默地擦着眼睛。邻人听说诗人回到家中，全都攀在墙上观望，陪着一起叹息垂泪。到了深夜，邻人散去，儿女也睡着了，夫妻二人这才手持蜡烛，仔细对视，怀疑自己依在梦中。

江淹《别赋》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道出了古往今来一种普遍的情感。后世诗人对于“别易会难”都有着很深的体验，如李益的“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喜见外弟又言别》），司空署的“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云阳馆与韩绅宿别》），而晏几道的“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鹧鸪天》）更是化用杜诗。然而，他们描写悲欢离合的心理程度皆不如杜甫的“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语言越是平实就越是深切。

杜甫在叙事上的细致感觉说明他具有一种小说家的眼光，能抓住生活中最具冲突性的场景，这是其他诗人都不曾拥有的能力。“三吏”“三别”反映的都是战争期间的具体事件，其中《石壕吏》已被选入今天的各种教科书，而《无家别》人们则谈得较少，实际上这首诗更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凄怆。诗的开头像是仿汉乐府《十五从军征》，描写一个士兵从战场归来，看到家乡已变成废墟。他刚要独自出门去收拾田地，县吏就前来逼他再去服役。

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

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鞞，

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

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

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

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

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

人生无家别，何以为烝黎。

——《无家别》

《十五从军征》的结尾写道：“出门东相看，泪落沾我衣。”而杜甫显然是在接着往下写：“人生无家别，何以为烝黎。”杜甫之所以能超越自己的时代，就在于他继承的是孟子民贵君轻思想，诗中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发自天性，对一切生命都有一种敬畏。因此，这首诗就不仅是在描写安史之乱，更是在描写整个历史了。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实录的传统，各个历史事件在正史、杂史、别史和传记中都有记录，但那些都只是事件叙述，却没有人物塑造。杜甫在诗歌中描写自己，也描写他人，让我们看到了一千多年前一个个真实而具体的生命。清人袁枚评道：“人但知杜少陵每饭不忘君，而不知其于友朋、弟妹、夫妻、儿女，何在不一往情深耶？”这种“情深”要归于杜甫性格中的真诚，他就像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一个普通人，整天为日常生活的拮据而愁眉苦脸，内心却藏着一个丰富的情感世界。

因此不难理解，当杜甫在战乱中与友人久别重逢时会写出如此动人的诗句：“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赠韦八处士》）这十个字透露出多少真切的人生经验，以至于千载之下的读者都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那种人性的深度与广度。平常人的命运，不寻常的感受，造就了杜甫的诗史，没有这类诗，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就永远是抽象的。

肃宗乾元二年（759），杜甫离开战乱的关中，流徙到蜀地，投靠时任绵州刺史，后迁成都尹、剑南节度使的友人严武，在成都郊区的浣花溪边盖了一间草堂住下，就是在那里，他写下了那首传颂千古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

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

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儒家的“仁爱”是基于宗亲血缘关系的，但杜甫突破了这个藩篱，他从来都没信奉过佛教，却有真正的佛教的博大担当，以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将仁爱之心施及众生，仿佛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都与他自己的生命有关。我们知道，儒家思想在唐代重新成为官方哲学后已经僵化，杜甫的博爱情怀源于他对“仁”的体认。也许他已经意识到，孔子将“德”转化为“仁”，是因为天道不会对“德”做出现世回报，所以必须将外在的德行转变为内心的信念，或者说内化为一种人格，不计任何利害地同情他人。

这一切同样是出于杜甫的主体意识，他是第一个直接表现内心冲突的诗人。他写自然，渗透了人际之间的情感；写历史，贯穿了现实世界的关怀。张若虚、李白诗歌中的月夜澄明高远，这种自然的宇宙图景是杜甫所没有的。同是受乐府诗的影响，李白可以写出“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杜甫也可以写出“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但李白却写不出“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而杜甫也写不出“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李白将此前的诗歌境界发展到顶峰，杜甫则突破了这个境界，登上了另一座顶峰。

这里主要说的还是杜甫后期的近体诗。“诗史”固然是一个美誉，但中国诗歌的本质特征终究是抒情性，是让读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年龄日渐老大，此时的杜甫似乎已彻底放弃仕途，转而将写诗作为生活的主要内容，并将精力放在更讲究艺术技巧的近体诗上。尽管近体诗不适宜叙事，但却更适宜用来表现个人的内心生活。毕竟，一个人要想跟他人发生关联，就必须先跟自己发生关联。与此同时，严格遵循格律也使杜甫对汉语言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开拓性探索。

杜甫曾用“沉郁顿挫”四字评价扬雄、枚皋的辞赋，其实这也正是他自己诗歌的风格，尤其是他晚年的近体诗。“沉郁”是情感的深沉，“顿挫”是笔意的跌宕。寓居浣花溪边的日子里，杜甫似乎又回到了在京城写《秋述》时的心境。生活虽依然困窘，却也变得安定了，平日来拜访的客人不多，有喜欢的，也有不喜欢的。

幽栖地僻经过少，老病人扶再拜难。

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

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粝腐儒餐。

不嫌野外无供给，乘兴还来看药栏。

——《宾至》

同样是写来客，杜甫另一首更有名的《客至》有着欢欣明快的调子，对于友人的来访感到由衷的快活，而《宾至》却显得有点不耐。僻居老病，贵客不期而至，来时轻车肥马，惊动四邻，引起诗人不快，又不得不竭诚款待，谦和中有反讽，自嘲中有尊严，显露出杜甫戏谑幽默的一面。正是从杜甫开始，唐代诗人开始更多地在近体诗中描写自我。

代宗广德元年（763）六月，好友严武再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并保荐杜甫为节度使参谋。杜甫不得不住在幕府，可寄人篱下的生活总让他感到不安。

清秋幕府井梧寒，独宿江城蜡炬残。

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

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

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

——《宿府》

清秋之夜，诗人独宿幕府，眼看蜡烛燃尽，却难以入眠。次联在音律节奏上变上四下三为上五下二，给人一种沉郁顿挫之感。似乎没有一个唐代诗人比杜甫有更多的内心冲突，这种冲突源于事物本身的复杂性，以至于矛盾成为杜诗的主要元素。杜甫接受好友的邀请出来做官，却在诗中流露出不愿受束缚的心态，不久便辞职离去。

《杜甫全集校注》，作者：杜甫，主编：萧涤非，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年4月

3

杜甫的诗始终行走在路上

广德元年十月，吐蕃起兵攻破松、维、保等州，继而再攻陷剑南、西山诸州，杜甫对此深感忧虑，他在春天时分登上高楼，凭栏远眺。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父吟。

——《登楼》

前四句意境阔大悠远，后四句全是议论，又回到入蜀前忧世伤时的主题，借历史教训暗讽朝廷重用宦官，造成国事维艰的局面。

全诗结构谨严，从明亮到晦暗的天色变化表明时间的顺序，前七句的第五字尤见杜甫对语言的锤炼功夫。“锦江春色”“玉垒浮云”，既是眼前之景，更是诗人内心的反映，与《春望》中“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样，属于主观自我的移情。这是诗歌表现方式的一个大变化：如果说初、盛唐诗人大多还是即景生情，那么在杜甫笔下，所有的景物都在为自我的情感服务。

就在写下《宿府》和《登楼》的第二年，严武突然病逝，杜甫失去依靠，决意离开成都，沿长江而下，再次踏上流浪的征途。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旅夜书怀》

诗人在黑夜中舟行的前程是未知的，他不知道这一次的漂泊将在何时何地结束，也许永远都不会结束。在此之前，李白也曾从峨眉乘船东下，满怀信心地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而杜甫却非常明白这世界是难以预料的。如果说李白的“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是眼前之景，自然而明朗；那么杜甫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则是构想之景，经过了一番仔细推敲。在辽阔的星空下，诗人的心事像江水一般浩茫。“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已不是自然思维的见物起兴，而是理性思维的以物自喻，是对个体的孤独性最具形上意味的描述。

这种理性思维让杜甫时常突破诗歌惯例，句子之间似乎没有字面上的逻辑关系。宋代吴沆评论道：“杜诗句意，大抵皆远，一句在天，一句在地。如‘三分割据纡筹策’，即一句在地；‘万古云宵一羽毛’，即一句在天。如‘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即上句在地，下句在天。……惟其意远，故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句意的跳跃表明杜甫是有意识地将看似不相关的意象联系在一起，以增加诗的表现力。诗终究是想象的艺术，想象有多远，诗就能走多远。

从成都来到夔州，杜甫在那里居住了两年，这段时间他写了四百多首诗，他的律诗也达到了最成熟的阶段，如《阁夜》《登高》《咏怀古迹五首》和《秋兴八首》，都有着“意远”的特点，现代作家郁达夫将这种特点总结为“辞断意连”和“粗细对称”。如《咏怀古迹》（其三）：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珮空归夜月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历来描写昭君的诗中，杜诗是最具悲悯和同情的。郁达夫在解释这首诗的句法时说：“头一句是何等的粗雄浩大，第二句却收小得只成一个村落。第三句又是紫台朔漠，广大无边，第四句的黄昏青冢，又细小纤丽，像大建筑上的小雕刻。”句子之间的递进、转折、倒置、跳跃扩大了律诗的容量，同时表现出时间的力量对个人命运的永恒作用。

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

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

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

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

——《阁夜》

时间是杜甫律诗中的核心，在他早年的《望岳》中就用到过“阴阳”一词，那是古代中国人对宇宙本质的认识。《易经·系辞》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二者的交替变化代表了自然的四季昼夜，也构成了生命的本源。杜甫对于唐诗的转变作用就在于他已经从自然意识转向历史意识，把人看作历史的主体。但是，他的思维依然囿于自然时间，而不是历史时间。在宏观的宇宙中，具体的历史事件是不足道的。这首诗的颔联从战乱的悲伤突然跳到生活的日常，句意之间有很大的跨度。将全诗各联意思联系起来的是末联的议论，既然古往今来所有人的终点都一样，也就不必太介意世间的艰难。 

然而，杜甫终究不是一个能放得下的人，他在夔州写下的《秋兴八首》以组诗的形式描叙自己的身世之感。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

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秋兴八首》其一

秋天的巫山是阴郁的，漫山遍野的枫林加深了诗人凋伤的心绪。颈联在句式上采用倒装，“丛菊两开”指时间上的两度秋天，“孤舟一系”指空间上的漂泊他乡，这样写不仅是为了协律，更是有意造成一种阅读障碍。杜甫很懂作诗的原理，诗歌的语言流不可太顺，太顺则容易流于熟滑，滞涩的句式往往能造成某种陌生感，让读者不得不停下来，细细体味诗人通过景物描写表现出来的复杂的内心世界。

王国维曾将中国诗词的境界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后者是以物观物，物我合一，前者是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色彩。这一美学理论受到过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启发，某种程度上，“无我之境”即是优美，属于无利害关系的直观；“有我之境”即是崇高，属于理性的判断，并与人的道德情感相关联。宋代的严羽以“妙悟”赞扬盛唐诗，实际上是以“无我之境”为最高标准，使得“情景交融”几乎成为后世评价古典诗歌的惯用词语。

然而，杜甫的写景却不是“情景交融”四字可以概括的。他描写自然景物时，总是掺杂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常给人一种不愉快的感觉，有点类似康德对崇高的定义。诗人面对的是比自我更强大的力量，意志与之对抗，经历着瞬间的生命力的阻滞，立刻又产生更强烈的生命力的喷射，在对抗的同时显示出诗人的道德能力。

也就是说，杜诗的力量不在外境的雄浑阔大，而在内心的思力，它反映的是诗人内心无日无之的冲突，思力愈是深厚，情感就愈是内敛。杜甫晚年的律诗虽然更精于锤炼，表达却极其平和，如同在写家书，结尾常常不追求意境的高扬，而以平常的叙事或议论结束：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登高》

历代对《登高》一诗的评价都极高，甚至有人誉为“古今七律第一”。尽管如此，王世贞仍称其“结亦微弱”，沈德潜亦称此诗“结句意尽语竭”，这其实是囿于盛唐诗的结尾往往都有着言尽而意不穷的韵味，而杜甫这首诗却落在困窘的实处。实际上，杜甫代表了一种新的审美意识，“沉郁顿挫”不仅是一种风格，更是一种观念，他意识到表现日常生活的艰难也是一种美。

代宗大历三年（768），客居夔州两年后，杜甫又开始了他的南方漂泊，先到江陵，再到岳阳，又到潭州、衡州。此后两年，他一直在湘江的船上来回漂泊。因在途中以腐肉充饥，他于大历五年（770）病卒于潭州到岳阳的船上。在去世前一年写的《登岳阳楼》，融入了他一生的悲凉情感：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清代诗评家黄生称这首诗写景阔大，自叙却由阔入狭，殊不知这种由大向小、由外向内的描写正是要凸现个体在这个广漠世界的存在境况。杜甫一生遭逢乱世，漂泊无依，他的矛盾与均衡，他的担当与幽默，都是一种人性的甚至是太人性的表现。当他刚从夔州乘舟到达江陵时，正值暮春时节，他写下一首送别友人的诗：“天意高难问，人情老易悲。”（《暮春江陵送马大卿公恩命追赴阙下》）他想超越自我，却摆脱不了存在的限度，因为他的精神世界里只有“人情”的观念，而没有“天意”的慰藉，他不相信那种无时间性的永恒，不能像其他诗人那样逃避到佛道的慰藉里。 

对于杜甫来说，“天意”固难知晓，人世又再无可共语者。这一刻，他的内心一定是凄凉的，因为生命的意义在他就是活在这个世上，去爱他人，而世上最珍贵也最容易失去的就是人的亲密关系。杜甫是一个诚实对待自己和他人的人，注重的是寻常的智慧。他放不下具体的人世情感，那是因热爱而产生的挣扎，是生命无法避免的悲哀。在他的诗里，人类可悲的命运在永恒面前显露无疑。

诗歌自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痛苦而不是幸福联系在一起。古今中外那些伟大的诗人都有一种人生的悲剧意识，体味到个体生命与永恒存在之间的巨大鸿沟，即使在最快乐的时候，也对苦难的况味有一种迷恋。就诗歌所呈现的生命样式而言，王维的诗渴望归去，李白的诗憧憬远方，杜甫的诗则始终行走在路上。

“他乡复行役。”（《别房太尉墓》）这就是杜甫的人生概括，纯粹的远方与归去都已褪去理想的色彩，诗意的栖居就在此处，在当下，在实际的人生中，那是对人类真实生活的深切理解。因此，不同于王维的当下，杜甫的当下连着远方；也不同于李白的自然，杜甫的自然中沉淀着历史。

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中，只有少数几个诗人能够一直活在后世人的心中，而杜甫就是其中的一个，因为正是杜甫给生活的日常性赋予了永恒和普遍的意义，将实际人生提升到崇高的境界。   

本文原载于《新京报书评周刊》，大小标题为编者另加。原文作者：景凯旋；摘编：张进；编辑：张进；导语校对：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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